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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士钊一位93岁高龄老人的最后一次斡旋之旅

发布时间:2021-01-11 16:51:10 阅读: 来源:硅酸铝针刺毯厂家

章士钊:一位93岁高龄老人的最后一次斡旋之旅

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,一架来自北京的中国民航专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,“为了我们这架专机,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,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”,章含之回忆。她的93岁老父亲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,坐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。虽然年逾九旬的章士钊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三夫人,但境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这位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——台湾问题。

“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,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,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。你想,在那个年代,一架三叉戟,一大帮家人、护士、警卫,再加上93岁的老人,能不轰动嘛!”章含之说,“一个80岁的人(指毛泽东)派了一个93岁的人来,其实就是想明确地向外传递两岸和解沟通的意图。”

章士钊的香港之旅出乎许多人意外,包括章含之本人。在接受采访中,章含之也详细回忆了章士钊此行的前前后后。1969年,奚夫人因肺炎去世,“父亲的生活变得很枯燥”,章家人希望将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来,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定居。章士钊于是提出去

香港,理由是“孤独”。但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,已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对意见,主张继续争取殷夫人回来,去香港一事于是耽搁下来。

“后来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被主席知道了,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,‘你们很不人道,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’,我觉得行老(指章士钊)应该去,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。”章含之回忆,“主席一发话,我们都不好再说什么了。主席后来关照总理,一定要好好准备,我们派个专机送去,造一点声势!”

“我回去问父亲:‘你还去得了吗?’父亲说,他一定要去,这个事情(台湾问题)一直在我心上。”章士钊最终成行,章含之却忧心忡忡。她后来在一篇回忆中这样写道:“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……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,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,并不太宽敞,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。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,我真怕老人受不了。”

章士钊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,反而“出奇地冷静”,“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”,章含之说,到香港的第二天,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,“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,然而父亲急不可待”。一周后,章含之带女儿洪晃回北京。“我很少见他动感情,他是个极深邃的人”,但在这一次告别,章士钊却显得格外柔情,“他特别舍不得妞妞,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,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”。

回北京没多久,6月30日夜,章含之接到电话,告之章士钊得了肺炎,得到消息的周总理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;但医疗队还没动身,又传来章老先生已去世的消息。

章含之回忆,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,“张群和二陈(陈立夫、陈果夫)的代表已经到了”,“你告诉总理,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、开始工作了,工作进行很得很顺利。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,事情办好我就回去,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。”在章含之返回北京前,章士钊的这番嘱咐也成了他最后的留言。

“我父亲最后有两个心愿:一是《柳文指要》能出版;二是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。他的第一个心愿后来实现了,他也算为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而死吧。”

关于章士钊为两岸关系斡旋的一些“秘闻”如今已相对公开,让我们窥见在两岸关系初期,既有硝烟又有接触与沟通的那段特殊历史。

终其一生,亦官亦士、亦主亦客的“无党派人士”章士钊一生交游甚广,这使得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。

在共产党内部,章士钊与毛泽东的交情更是一段佳话。章士钊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(杨怀中)是老朋友,章士钊后来告诉女儿章含之,因为杨怀中身体不好,他把女婿毛润之介绍给章士钊,告之“润之有雄心壮志”,期望章若有机会能帮助毛。

1920年,筹备革命运动的毛泽东找到章士钊,希望能为其提供捐助,毛泽东后来告诉章含之,找章士钊借钱时,自己的一只鞋都是破的。“基于与杨怀中的友谊”,慷慨的章士钊为毛募集了2万银元,这笔钱于当时的毛泽东而言,不啻天文数字——毛在北大图书馆作馆员的月薪才是8块大洋。这笔钱一部分捐助蔡和森等人赴法留学;另一部分则被毛泽东用作创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。

另一方面,章士钊与许多国民党元老,如于右任、张群关系很好。“斡旋人”的角色,章士钊再适合不过。1956年8月7日,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,章士钊曾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。章士钊与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关系也非同寻常,章含之透露,“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,动员杜月笙回国”,但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最终还是未能成行。

“从1956年开始,父亲每两年去一次香港,因为在香港有个夫人,所以他有个很好的借口去探亲,当然家人知道他执行的是中央给的和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,否则我母亲该吃醋了。”章含之半开玩笑地回忆,每次出行前,周恩来总理都会找到章士钊商谈很长时间,“但父亲的嘴很严,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。”

1958年8月,金门炮战后,毛泽东曾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,其中有这样几句:“台澎金马,唇齿相依,遥望南天,希诸珍重。”毛泽东看了很欣赏,但认为把台湾看作“南天”不恰当,后来改为“南云”。

从1956年到1964年,每两年,章士钊都会到香港“探亲”,一住半年。这实际上也为两岸的交流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畅通的渠道。但到了1966年又该启程时,因为“文革”爆发,固定的行程也被打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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